1927年4月19日 

毛泽东在汉口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等。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他指出：（一）解放农民，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此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增加生产，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和改良土地；（三）保护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士兵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四）废除封建制；（五）发展中国工业；（六）提高文化。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他指出：有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时期，农民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是革命过后，农民政权在国民政府系统之下，颁布区乡自治条例。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这篇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1年4月19日

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跋中指出：现在党的政策，既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这篇跋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78年4月19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时指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实际上是清理过去教育的问题，把一些带政策性、方针性的问题肯定下来，看看教育有些什么特殊问题需要研究。教育经费的使用，要很好地讨论一下方针和原则，更多注意用到重点和提高方面。我们是大国，但人才和钱都是有限的。为了早出人才，师资、钱、材料都要用到重点和提高上。宁肯有一部分放慢一点，宁肯牺牲某一方面，也要用到重点和提高上，不是平均用到普及上。大学要多花一点钱，解决青黄不接问题，解决提高问题。中学现在数量不少，质量不高。要装备好北大、清华。人民大学要培养经济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人才。我们要有规划，要适合现代化。现在师资缺乏，非走电化教学这条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