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论述

　　1929年8月21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批评，认为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指示信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和暂不设红四军军委是正确的，指出：你们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以趋于党的一致。

　　1980年8月21日、23日 

　　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指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1985年8月21日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中国改革的性质、方向和政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